2003年春天，一种传染性极强的疫魔正肆虐羊城，这种疾病是一种叫‘非典’型肺炎的传染病。“非典”来的突然，恐惧的气氛令人紧张，大街上，行人带着各种各样的口罩，公共汽车站变得极为冷清，餐馆更是看不见顾客，恐惧吞噬着每一个人的神经。
一辆辆呼啸着的急救车，把一批一批“非典”病人送进了医院，由于病人很多，医院人手不足，卫生局马上下通知让个间医院派人手支援市八，我们医院一共派了医生护士共4人，我被分到最收治重病人的科室-感染科，除了原有的艾滋病病人外，就是病情较重的“非典”病人，分别放在不同的病房。接到这个命令，疫情如军情，刻不容缓，我服从组织安排立即到“非典”一线，虽算淡定，但想到未知的病毒传染性极强，感到有可能的后果，心里时时忐忑不安，无论是治疗和防护，对于我们来说，都是一场从未经历过的战斗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
“非典”病人如潮涌来，短短几天病区就住满了，每天收治30人，病区的医生护士全都踩着秒针上班，从上班一直干到下班，不婷的奔跑，每天不知道走了多少路，即使穿着最柔软的鞋，脚也打起了泡，而且，还经常推着导弹一样的氧气瓶跑的，每天都会听到说某某护士某某医生由于加班过度疲劳，累倒了，传染上了。
记得“毒王”是1月30日，也就是年廿九从中山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转来的，这个“毒王”姓周，当时他高热不退，咳嗽，呼吸困难，危在旦夕，听说不到48小时，他曾住过的医院和抢救过他的医生、护士传染，甚至连运送他转院的司机，也被他严重的毒性击倒了——这位司机就是后来以身殉职的范信德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“毒王”转到市八院。“毒王”的到来，我们就更忙了，因为科里不仅收了“毒王”，同时还收了被他传染上的18名家属。
这里虽没有刺刀的拼杀声，但我们的敌人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杀手，这里没有冲锋陷阵的号角声，但无声的战斗却十分惨烈。在日夜奋战的第13天，许多人都出现了疲惫不堪，科室开有医护人员发烧了，特别是蔡卫平主任，他要经常与病人作零距离接触做支纤镜检查，有时一做就是十多个小时，他太辛苦了、太累了，同事们都劝他休息一会，但他看到病人一双双求生的眼睛时，令他不忍心离开病房，他一直坚守到2月1 9日病情加重，确诊为非典型肺炎，才不得不住入自己医院。即使他躺在病床上，他还念念不忘他的病人，用手机遥控指导科里的医生工作，回答各病区甚至外院医生的咨询，接受报社、电台记者的采访。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，到了上氧气罩和呼吸机都不见好转的程度。作为医生，他很清楚地意识到：“如果在SARS最猖狂的时候顶不住，自己就玩完了。此时此刻，他真有一种自己快不行了的感觉。才41岁，生命难道就这样结束了？难道就这样离开远在湖南读书的女儿，连最后见她一面的机会也没有？难道就这样离开志同道合、并肩战斗、相亲相爱的妻子，让她留下永远也无法愈合的创伤？难道就这样离开每日颤颤巍巍给自己送汤水的老母亲，让她老人家白头送黑头？有多少事还没有做啊，国家正是用我的时候；有多少病人还在等着我，等着我去重唤他们生命的光彩……
SARS无情人有情。晚上九点，蔡卫平的妻子倪仁芳（同院护士长）尽管看见戴着呼吸罩的丈夫，像往常那样，一再打手势叫她走，赶她尽早回家休息；但今夜不同呀，她从他那从未出现过的发绀的面容，感觉到他极度的痛苦；从他不寻常的急促呼吸，感觉到他生命的危殆；从他苦苦挣扎的眼神中，感觉到他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望。她明显预感到，丈夫的生和死就在这一夜了——对付恶魔SARS，眼下还没有特效药，挺得过去就生，挺不过去就死。今晚，我怎么也不能走……说不好，生离死别就在今夜了。就这样，深情的倪仁芳坚持留下来，陪丈夫度过了最危重的一夜。
战友纷纷被传染上，并没有把其他战士吓倒，面对着高度的传染危险，面对死神的威胁，我们每天多次进入“毒王”的病房，动态观察呼吸机、心电监护仪的数据变化，面对面为病人吸痰、取痰、采集口腔分泌物。那都是极毒极传染的东西呀，但为了救死扶伤，为着收集第一手临床的宝贵资料，明知山有虎，也向虎山行了。
经过十多天的舍身忘死的奋战，终于把“毒王”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——“毒王”苏醒了！这位迈出了地狱之门的水产商，当他能说话时，问了医护人员一句很有性格的话：“我这次病要花多少钱呀？”他哪里知道，为了抢救他，先后60多个医护人员倒下了，中山二院的范信德，中山三院的邓练贤甚至献出了生命。这些代价，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够衡量？！
三间医院艰苦卓绝、人梯式的战斗，终于把“毒王”降住了——3月18日，周先生康复出院。他紧紧地握着医生的手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”他做了一面锦旗送给医院：起死回生，再世华佗。
这里仅仅说的是抗击非典的一点一滴，更多的英雄是无名的，更多感人的事迹无法一一说起。同时，我又相信，即使这样，千千万万的白衣战士，还是一如既往，执行着他（她）们神圣的职责。最后，我想对无名的白衣英雄说：优秀的始终优秀，毋须由别人来定义；做人，实比名大。